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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雪竹图的鉴别论谢稚柳与徐邦达的不同鉴定世界和平

发布时间:2020-02-15 03:26:24

从《雪竹图》的鉴别论谢稚柳与徐邦达的不同鉴定方法

谢稚柳与徐邦达是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着名的鉴定家,他们分别工作于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,为我国古字画鉴定和搜集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两人的鉴定方法大致相同,均以风格辨识为主,但他们在具体鉴定字画时侧重点有所不同。谢稚柳和徐邦达在鉴别相同书画作品时常常产生分歧,有时得出的结论竟相反。如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《雪竹图》进行鉴定时,谢稚柳和徐邦达鉴定的结论便是相反的。但是他们又都在字画鉴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为此,对他们的不同鉴定方法具体分析,找出不同特点,以致后人鉴戒。

《雪竹图》的风格论析

徐熙是我国南唐着名的花鸟画家,与西蜀黄筌并称。五代时期,花鸟画在南唐十分繁盛,而在西蜀比较冷落。黄氏讲求用色,自称写生。而徐熙讲求用墨,名为“落墨”。《雪竹图》(图1)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,以墨为主,工整精微而写实。描述江南雪后酷寒中的枯木竹石。画中大石右边的竹竿上有篆书倒写“此竹价重黄金百两”8字。此图原为近现代着名字画收藏家钱镜塘收藏,后入藏上海博物馆。谢稚柳鉴定此图出自南唐徐熙之手。

在我看来,《雪竹图》是一幅工笔写生画,它不拘泥于固定技法,只是根据现实场景,反应具体实物,给人以真实感觉,又不失艺术处理。从《雪竹图》的艺术风格和画面气息来看,它应属于五代到北宋时期的作品,但是不是属于徐熙的真迹,还待进一步研究。

谢稚柳与徐邦达对

《雪竹图》的不同看法

谢稚柳于1973年发表了《徐熙落墨兼论〈雪竹图〉》,徐邦达尔后也发表了《徐熙‘落墨花’画法摸索》,可以看出谢稚柳和徐邦达对《雪竹图》的鉴别结论是相反的。现就两人发表的不同意见,对他们的不同鉴定方法进行比较。

在《徐熙落墨兼论〈雪竹图〉》中,谢稚柳引用了许多记载着徐熙画法的文献史料。他认为所谓“落墨”,是一切以用墨来奠定,而着色只处于辅助地位。在一幅画当中,技法的应用只是随着真实的艺术变化,绝对没有固定的规律。因此,当时特别用“落墨”来区分这类体制。

谢稚柳认为“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,不会是晚于北宋早期的制作。”《雪竹图》的画法总体上是工整精微的写实,是多种笔势与多种墨彩的组合,是一种突破了唐朝以来各种画法的新颖风格。谢稚柳认为此画完全符合徐熙“落墨”的规律,判定是他的画迹。

1983年,徐邦达在撰写的《徐熙“落墨花”画法摸索》中,从考订角度展开讨论,对北宋刘道醇《圣朝名画评》、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等古文献中记载着徐熙的生平和画法逐一援用参考,归纳出几条徐画的特色并提出对“落墨”的理解,认为“落墨”即是“落笔”。徐邦达提出,谢先生对《雪竹图》的画法是“写实”的并“工整精微”,而画史中记载徐画素称“野逸”,又“殊草草”,与“工整”有一定矛盾。因此认为“《雪竹图》与前人的评述徐熙画派的特征,大相径庭”。徐邦达又从绢的尺幅来考证,认为此图早不过南宋中期,晚可以到元明之间。因此将此画排斥在徐熙或徐派画之外。

谢稚柳后又于1986年8月写《再论徐熙‘落墨’——答徐邦达先生〈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〉》1文。从画法本身结合历来的文字着述,表明自己对“落墨”的理解。针对徐邦达关于绢的尺幅这条意见,谢稚柳认为“这幅《雪竹图》是双拼绢,还不到60厘米”,符合五代时期绢尺幅。

因而可知,谢稚柳和徐邦达对《雪竹图》是否属徐熙所画持有不同的意见。从两人发表的观点也可以得知,两位鉴定家的鉴定方法有所区别。谢稚柳和徐邦达鉴定字画时虽对书画作品进行深入的鉴定和分析,都触及了着录、纸绢这些条件,但他们在鉴定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,谢稚柳强调字画本身的“笔墨风格、特性”的鉴别;而徐邦达则侧重“可资比较”的互补性。

谢稚柳和徐邦达的

不同鉴定方法

谢稚柳和徐邦达的字画鉴定方法,大致上都是采取风格辨识为主的综合鉴定方法。由于鉴定家的着眼点、侧重点不同,所以常常发生抵牾,他们对相同的作品,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相距甚远,乃至相反。下面对他们鉴定时的侧重点具体的不同之处进行简要分析。

谢稚柳强调“笔墨风格、特性”的鉴别

谢稚柳在鉴别《雪竹图》时曾说:“没有任何旁证说明这画是出于何人或何时代,只有从画的本身来加以辨认,因此,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,不会晚于北宋早期的制作。”可见他在鉴别字画时对时期风格的侧重。谢先生认为书画作品的笔墨风格、时期流派是鉴定的主要依据,而印章、题跋、着录、别字等旁证,只能起辅助作用。

谢稚柳先生认为时代性是确认一种画风的根据。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簪花仕女图》(图2)被公认为唐朝周昉的手笔。谢稚柳对此图重新鉴定,发现它并不是唐朝周昉之作。针对《簪花仕女图》中妇女形象的描写,谢稚柳从陆游的《南唐书》以及马令《南唐书》中找到相干记载。认为图中妇女的头饰、花朵及披纱衣的风俗,与书中的记载正相符合。《簪花仕女图》中有一株辛夷花,妇女们穿得“绮罗纤缕见肌肤”,说明正是江南的春季!

谢稚柳对《簪花仕女图》做出了新的判断。他认为画中所表现的面部描绘情势与唐人的习性已判然有别,是一种新兴风貌,但与唐的传统渊源仍有较亲近的关系。可以说《簪花仕女图》所表现的应是南唐贵族妇女所流行的打扮、装束,而它的笔法正是南唐时期的艺术特征。”

从谢稚柳鉴别《簪花仕女图》可以看出,他非常重视时代性在鉴定中的作用。鉴别1幅字画的时代性,首先要从笔墨分析,笔墨风格是鉴定的基础。谢稚柳先生在鉴别《雪竹图》时,就是从笔墨风格入手,定其时代性。在没有任何鉴别根据的情况下,从文献中寻觅徐熙“落墨”画法的着录,得出徐熙画法的笔墨个性,并与《雪竹图》的画法相比较,从而论证了《雪竹图》的笔墨风格正是与徐熙“落墨”符合。可以看出,谢稚柳虽然侧重书画本身的鉴别,但并没有摈弃掉着录等辅助根据。

徐邦达强调“可资比较”的互补性

徐邦达在鉴别时,非常重视对书画作品风格的掌控,但他更侧重书画作品“可资比较”的互补性。他在《谈古书画鉴别》的文章里,为“目鉴”提出“着眼点”,“目鉴”主要着眼于笔法、墨法和结体(结构)。这些方面,从中找特点,定“样板”;不了解这些,根本谈不上辨真伪和明是非。在鉴别书画时,他把笔法放在重要地位。

古书画的时代风格、笔法特点在鉴定中起主导作用,由于它能反映出画家的时代特征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兰亭诗》(图3)长卷,徐邦达从其绢质、墨色、题跋、别字及书法特点和艺术水平等多方面来鉴别这幅书法。从书法特点和艺术水平来鉴别,徐邦达认为此帖用笔极硬,笔法僵硬粗糙,结体亦多未稳,与所见柳氏行书比较,笔法、结体都毫无相同之处,因此他判定决非柳公权之笔。徐邦达还通过别字和避讳来鉴别,他根据宋王黼节引墨迹和桑世昌《兰亭考》(明万历项德弘刻本)来校对,发现孙绰四言诗“怀彼伐木”,而这本误写成“怀彼代木”;谢安四言诗“伊昔夫子”,此本误“伊昔先子”(桑本亦误)等。属于避讳的,而能证为唐人书的有王徽之五言诗中的“世”字缺笔,又孙绰序文中有一句,据《兰亭考》本为“明旦陈矣”,此本则为“明复陈矣”,有可能此本是成心避讳唐睿宗“旦”字。又其中凡宋讳全不避改,这都是此本为唐朝书写的证据。

上述例子可以看出,徐邦达在鉴定古书画时,以作品的用笔用墨放在重要位置。他通常把被鉴定的书画作品与已证实的真迹相比较,同时综合辅助依据,得出结论。体现了他鉴定时非常侧重“可资比较”的互补性。

鉴定家不可能透过历史准确地鉴定出每幅书画作品的真伪,有时出现后一鉴定家颠覆前1鉴定家的结论,或不同鉴定家鉴定同一幅作品时得出不同结论。《雪竹图》的不同鉴定结果是谢稚柳与徐邦达发生意见分歧之一,主要体现了他们两人对作品风格的不同认识。

《雪竹图》这幅无题款的作品,在没有任何有利的鉴定条件下,谢稚柳和徐邦达这两位字画鉴定家,在鉴定时得出两种结论:谢稚柳从《雪竹图》的时期艺术风格、笔墨特性来鉴定,认为这幅作品应为南朝徐熙真迹,最迟不会晚于北宋;而徐邦达从古文献对此图的记载中所描写的徐熙画法“殊草草”,认为《雪竹图》绘画风格“工整精微”与古文献的记载相矛盾,因此不属徐熙或徐派画家的作品。再则,他鉴定这幅画的绢本尺幅阔约一米,不会出现于南宋之前,所以不可能是五代时期徐熙的作品。两位鉴定家对《雪竹图》的鉴别,也只能供后人参考,是不是属徐熙之作品,还待进一步分析。

总的来说,谢稚柳和徐邦达两位鉴定家都立足于传统鉴定方法,而又有自己独特的鉴定风格。相对来讲,谢稚柳鉴定时较侧重作品的笔墨风格、时期风格、流派和个人风格等书画本身的鉴定,强调作品“笔墨风格、特性”的鉴别;徐邦达则以书画作品的用笔为重要地位,兼以其他辅助条件综合论证,强调作品“可资比较”的互补性。但不管如何,他们两位都是值得称道的鉴定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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